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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画（第8页）

我体会，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，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《路易?波拿巴的雾月十八》说了些什么，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。

不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，也不大在乎。

他们瞪大眼睛，只是对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，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，抽象画、荒诞剧、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，嬉皮运动、女权运动，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。

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“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”

、“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”

，而摇滚歌手“猫王”

爱尔维斯和“披头士”

代表人物列农，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“共产党的地下特工”

，目的是“要败坏青年一代，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”

——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。

在另一方面，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，现代艺术无论雅俗，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，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“和平演变的先锋”

、“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”

、“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”

等等。

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。

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，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，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，比如用摇滚乐来歌颂延安或南泥湾，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。

当然，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，也是大大的天真。

事实上，一种不熟悉的语言，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，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力。

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，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，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，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。

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，早就看穿了这一点，因此把权力归结为话份，归结为说。

我们可以看一看，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？

（一）一般来说，女人没有话份。

男人说话的时候，她们习惯于不插嘴，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纳鞋底。

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，只当她们没有耳朵和嘴巴。

（二）年轻人没有话份。

他们从小就听熟了“大人说话娃崽听”

一类古训，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。

对老人们的说法，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，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。

（三）贫困户没有话份。

财大才会气粗，家贫自然气短，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，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，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。

马桥还有习俗：凡欠了债的人，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，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、主祭、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，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。

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，是最显眼的位置，叫主位，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座，否则就有辱主之意。

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。

……

这样看来，话份被性别、年龄、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。

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，比如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，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，无论何时说话，都落地有声，一言九鼎，说一不二，令行禁止。

日子久了，他习惯了粗门大嗓，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的气多声音少，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。

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，也关不住一张嘴，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，自问自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