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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祸一玄都观的桃花（第6页）

之句，更让难以相信这只是在纯粹的讲古。

事实上，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，刘禹锡的被流放，责任甚至并不在他个人（当然，作为这个集团时存的头号人物，影响力最大者，他无疑该负最大的一份责任），历史的真实，应该是这样的：

为了制衡武元衡一党，也为了希望借用永贞一党的能力与执著，宪宗推动系列人事案，将二王八司马中残余的精英召还，更明白无误的放出“意图重用”

的信号，想要换取他们的忠诚。

然而，也许是刘柳等人对顺宗的忠诚太过强大，也许是十年前的伤痛太过深刻，甚至，也许只是畏惧新党复用的旧党适时制造了流言与假象，总之，他们最终未能通过宪宗的考验，被认定为“不可靠”

，而再度贬斥出京。

同进，共退，十年前，他们仓皇南去，十年后，他们以为看见春天，却发现那实在只是一次料峭刺骨的倒春寒！

但我们又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执着，他们不惜放弃掉重享荣华富贵的机会，再一次的回归到那些苦水恶地中去，无论他们少年得意时曾如何轻狂，这一刻，他们已将所有的债务还清。

当然，他们也得到了其回报：失掉“现在”

，却换来“永恒”

。

我们这个古老的、历经沧桑的民族，始终，会给那些愿意为坚持原则而放弃物质利益的人给以甚高，甚至是最高的尊重，譬如不食周粟的伯夷、譬如不食糟醨的屈子……乃至，不食美粮的自清先生。

清人尝作刻薄语，以苏小小李师师洪承畴钱谦益论名宦名妓之别，道名宦是身前享名身后刻苦，名妓是身前刻苦身后享名，虽失庄重，却……又何尝不是无理？

对这种模式，我名之“有骨气的失败者”

，中国人并非爱为失败者唱挽歌的民族，甚至，可以说是在抛弃失败者时动作极快的民族，但同时，若失败者能保有骨气，却又能够赢得极高的尊重，甚至可以在文化结构中取得凌驾于胜利者之上的地位。

这种似乎矛盾的心理，正可以铨释老子的断言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”

为了现实目标而迅速转身的人群，心底却未必不在指摘着自己的“灵活”

，而在出现了敢于“执著”

的忠臣孽子时，新时代的顺民们，更会一边发着隐隐的痛楚，一边情不自禁的发出赞美。

因为，他们知道，那的确不能“支持”

，但绝对值得“尊重”

。

那都是我们民族的魂，灵活是，执著也是，不懂得“圣之时者也”

的民族不会有“未来”

，但举国都是贝当元帅的民族，却连“现在”

也没法保存。

我们这个民族，这个并非最古老也并非最辉煌，却是最为气脉绵长的神奇民族，一次又一次的走到族灭的边缘，却总能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，这种灵活与执著的奇妙结合，也是，原因之一吧？

说到这里，我们会明白，刘禹锡的桃花诗，本身或者不应该被称为“文祸”

，严格的讲，这倒是历史给他的一份厚礼，作为永贞诸臣中最后的大人物和最执着的人物，历史，和历代的文士们，选择了他，来作为这个充满悲剧色彩和理想色彩的小集团的代表，让他们走入历史，走入不灭的道路。

桃花诗，那实在只是一则浪漫的故事，一个被典型化的符号，充满了浓郁的传奇色彩，让我们叹息，让我们扼腕，让我们把历史简化为“坏人欺负了好人”

这样一望即知的模式化故事。

但实在，历史，何曾简单？

玄都观中桃千树……你可以说刘禹锡遭到了太重的打击，但不必说他被迫害，不必说他蒙受了文祸甚至是文字狱……当他本来就不打算伸出手去合作时，我们又何必为了对方的把手抽回而叹息？

……是之谓，求仁得仁。

有何辜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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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年后，刘禹锡再度回京，是时，宪宗经已过世，他也已是壮年早逝的白发人，当年永贞一会中的同志们，都已身死异乡。

在那批曾经狂欢着，叫嚣着，自以为“将拔下龙的牙齿，将把狮子踩在脚下”

的年轻人中，他是最后活着的一个。

恍若隔世……是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