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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3章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政建设（第2页）

。

“苏维埃财政的目的，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，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”

。

“苏维埃财政政策，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”

。

根据这些原则，1934年6月13日，红三军政治部在枫香溪翻印的《苏维埃建设》指出：“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，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，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。

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，征收统一的累进税……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。”

7月8日，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《乡苏维埃》中提出：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“规定经济政策，以保障工农利益，限制资本主义发展，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，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；以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，统一中国为目的；以保障工农劳苦群众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的自由为目的”

，“苏维埃财政政策，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”

，“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”

。

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具有三个显着特征。

其一，具有强烈的阶级性，坚决把“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”

，大力“限制资本主义发展”

，切实“保障工农利益，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”

；其二，具有强烈的斗争性和明确的目标，以“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，统一中国”

为奋斗方向；其三，具有鲜明的利益观，始终把工农利益置于首位，通过发展经济，全力支持革命战争，保障战争胜利，让劳苦群众真正获得翻身解放。

（二）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

1934年6月13日，红三军政治部翻印的《苏维埃建设》明确规定了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。

在工业方面，为保障中国完全独立，苏维埃政府将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，如租界、海关、银行、铁路、航业、矿山工厂等实行国有，以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垄断；对于中国企业及手工业，在当时条件下仍保留于旧业主手中，不急于实行国有，而是通过工厂委员会及工会实行工会监督生产，确保企业生产符合工农利益；同时，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，特别注重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，包括工厂、作坊、手工业家庭的企业等，为红军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。

在商业方面，苏维埃政府保证商人自由经营，不干涉正常的商品和市场关系，但严禁商人投机倒把与抬高价格。

一旦遇到商人怠工、经济封锁，或是影响基本民众主要生产品的供给，以及因红军需用等情况，政府将规定必须物品的最高限度价格，并对贸易进行监督，以保障苏维埃区域必需商品的稳定供给。

此外，银币的输出必须得到该地苏维埃的允许，以此维护根据地的金融稳定。

在税收与经济建设方面，明确取消苛捐杂税，减轻民众负担。

在土地税征收上，主要向富农征收，中农少收，贫农免收，对红军家属一律免除土地税和营业税，体现了对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和对红军家属的关怀。

同时，大力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经济建设，将提高生产力、普遍建立合作社、促进对外贸易流通，特别是做好粮食的调剂、储备与收集以及活跃金融，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。

这些方针具有六大特点：一是突出了苏区财经工作在苏维埃运动中的“最重要”

位置，将其视为政权稳固和战争胜利的关键；二是明确了财经工作目的，即“改善工农生活”

，“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”

，将群众利益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；三是规定了基本任务，涵盖发展工农业生产、抓好贸易流通、储备粮物、活跃金融等多个方面，构建起全面的经济发展框架；四是确定了税收对象，实行“取消苛捐杂税”

，“主要向富农征收（对地主实行没收其财产政策），中农少收，贫农免收”

的差异化税收政策；五是指明开展财政经济建设的基本力量为广大群众，强调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发展；六是规定了发展财政经济工作的根本措施，即调动全社会力量，“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”

，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。

实践充分证明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全面、正确且有效。

在发展苏区经济方面，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发展；在增强财政基础上，通过合理的税收和物资筹集，充实了财政收入；在稳定苏区秩序上，保障了物资供应和市场稳定；在保障战争供给方面，为红军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后盾；在支持苏维埃政权建设和改善劳苦大众生活上，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为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