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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经纪律（第3页）

经过一系列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斗争，严肃了财经纪律，打击了犯罪分子，纯洁了队伍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，一大批廉洁奉公，克勤克俭的模范干部涌现出来，他们为贯彻落实苏区的各项政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。

（二）惩办逃税豪绅

苏区内尚未肃清的豪绅地主与反革命分子，有意识地采取非法手段，不按《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》的有关规定纳税，利用伪造或涂改凭证、账册、报表以及转移资产或收入等手段，隐匿应纳税项目、数量、金额，故意违反财经纪律。

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打击反革命的违法行为，严格执行税收政策，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，对那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，进行“逃税”

或“避税”

的豪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。

1934年5月8日，红三军一举攻克了彭水县城，各商会都按政策纳了税，唯独国民党的县长何本根和征收局长蒲良成、副局长王春如、财政局长王泽互相勾结，利用手中权力进行非法活动，把财政的钱作为私用，甚至违反税收法规，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偷税、逃税、避税和抗税。

根据他们的罪行，红三军抄了何本根的家，没收了一批财产，逮捕了蒲良成、王春如和王泽。

追回了部分公款和税款，并把他们押到贵州省沿河县的塘坝财神庙公审后执行枪决。

据当年曾任南腰界苏维埃文书的刘应儒说：“南腰界街上的豪绅顾廷献开药号，经常做桐油生意和米生意，但从不纳税，还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，说甲年连年大旱是‘洪羊浩劫’，经保卫局批准，谷志标参谋长亲自逮捕他，同时抄了他的家，追回了税款。”

8月31日，在酉阳腴地处决了抗税的国民党酉阳县政府总务科长李简清、庶务马达之，抄了偷税的豪绅姚绍孝、王辉白的家。

另外，黔东特区和各级苏维埃还经常派人到各地市场巡视、检查，外查偷税、漏税，内查税收人员有无贪污受贿行为。

一旦发现，严厉惩处。

据印江游击队员冉崇修回忆：“有一个乡苏维埃税务员在晓景收税，因他不识字，一次在收一所住宿旅馆的税，找别人帮忙填了税票，税票上填的是一吊，而实收是二吊，被巡视员发觉了，经反复说明和核实，方才了事。”

同时，苏区政府还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税务宣传，教育商人不要瞒关漏税。

凡苏区内需要的商品就不能出关，苏区用不着的商品可以出关，但一定要到经济部领取税票登记。

根据苏区的需要来定税率。

反复强调宣传，有偷税、漏税者一经查出，除追缴应纳税款外，另加纳一倍税金，二次查出，纳三倍税金，三次查出，没收全部商品。

经过税法宣传和惩办逃税豪绅，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纳税意识，基本保证了苏区财税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（三）惩罚土豪

1934年9月10日，湘鄂西中央分局在《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》第二条指出：“这一战争，更因为秋收而紧迫。

地主豪绅无论如何是不愿土地归农民，秋收归农民的。

反革命军队更要掠夺秋收，解决他们的粮食。

因此地主豪绅勾结反革命军队进到苏区，来夺取农民的秋收，企图把农民饿死。

因此，这一战争是农民的生死的斗争，是为着粮食土地归农民的战争，是保卫秋收的战争。”

同时在第七条指出：“坚决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，将敌军的手足斩断，坚决的严肃的开展肃反斗争，要将豪绅地主反动领袖完全消灭，彻底消灭这一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，消灭敌军的耳目，并且要坚决同他们的走狗奸细作斗争。”

苏维埃政府根据黔东苏区复杂斗争实际，毫不手软地对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地主豪绅给予了坚决的惩罚。

据老游击队员冉崇富回忆说：“仅在南腰界一地，就惩罚了冉瑞廷、张步青、杨澄清、邹学良、罗金仁、罗汝祥、罗秀书等30多家土豪，没收的稻谷装满了红三军的军用仓库。

还有大量的桐油、鸦片烟、银元和布匹。”

经过惩罚土豪的斗争，有力地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社会基础，为缓解黔东苏区的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。

当年流传在黔东的“云开太阳照，富豪无处逃，官绅财佬嗷嗷叫，贺龙的红军专门打富豪”

的歌谣，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载。

（四）反对浪费，厉行节约

艰苦奋斗，厉行节约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之一。

红三军的领导干部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，总是坚持节衣缩食并用模范行为给广大干部、战士作表率，他们为革命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吃苦在前，不搞特殊，在生活待遇上和战士一样，同吃一锅饭，同穿一样衣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共当。

贺龙军长经常是穿一身青土布对襟衣，一双草鞋，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