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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3节（第1页）

这些观点，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一书，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。

[1]

不过这绝非“概念先行”

。

相反，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。

而且，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，比如1995年出版的《闲话中国人》等，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。

至少，逻辑自洽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。

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。

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、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。

但我认为，“礼乐合一”

比“情景合一”

更合适。

而且，准确的说法，应该是“天人合一归于人，知行合一践于行，礼乐合一成于乐”

。

这样说，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。

[2]

一个内核（群体意识），两只翅膀（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），三大精神（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、艺术精神），体系构建起来了。

这是一个“文化系统”

。

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。

而且，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。

那么，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，可以称之为“奠基者”

的又是谁呢？

直觉告诉我，是周人。

3.直觉

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“耶稣基督”

或“穆罕默德”

，不算创见。

学界的主流意见，也大体如此。

[3]问题在于，为什么不是夏，不是商，而是周？

也许，因为周原在“两河之间”

。

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《国家》时发现的。

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，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，西亚、印度和华夏，都诞生在两河流域。

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，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，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。

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，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，还是“美索不达米亚”